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并非只有“专制黑暗”,也是有民主自治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皇权不下县”的“乡约自治体”,即朝廷命官的直接统治,只到县这一级,而县之下的各个乡村,是村民们自己选举德高望重之人自治管理。
乡约自治的主体,不是“士绅”,只是普通的村民。因为根据中国古代的文化普及程度,士绅(读书人)是种稀缺资源,在绝大多数农村,都是农民自己在成功地进行自我治理,他们不需要什么士绅领导,即便想要,也没有那么多士绅分配给他们。
人类社会从“氏族部落”开始就有“氏族大会”之类的自治传统。这种“原始自治”模式原本就是人类天性,不足为奇。
既然中国古代就有“乡村民主自治”,为何各乡之间不派遣代表一起“联乡治县”?然后,各县之间再派遣代表一起“联县治省”?最终,各省再派遣代表一起“联省治国”?乡约自治,这种演变自“氏族部落”的原始自治传统,是有其局限性的。它能够治理得了一个乡,却未必能治理得了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氏族势力的作用有限。
若想要让这种“原始自治”得以拓展和升华,则少不了一个关键桥梁:“商业文明”
“商业文明”,许多人喜欢把它和“农业社会”对立起来,我却并不赞同这种对比方式,因为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商业”本身不是生产,他是买卖,是交换,是资产重新分配。“生产”的产业,在现代多是工业,而在古代,基本是以农业为主。只有在“生产”的基础上,才会有“商业”。
所以说,古代“商业文明”的发展,也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两者不构成对立关系。
“商业”虽然没有直接从事生产,但它在“商业文明”社会里对于一线生产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契约思维)。
商贸往来于不同地区,加强了这些地区在社会经济结构上以及文化思想的关联性与统合性。这样才会在社会群体中萌生“自下而上”,联合小地区治理大地区的想法。否则就“老死不相往来”,直到一个皇帝“自上而下”空降县官过来。
商贸活动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让人们更注重理性的数学、逻辑学,强调严谨、契约、程序,这直接造就了古典司法制度的诞生(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庭与法律”)。另一方面,对于“联合小地区治理大地区”的自治转型也是极为有益的。因为相较“小区域”而言,“大区域”的结构更为复杂,各种利益群体更难达至平衡。所以也需要更严谨的制度设计。
这也是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和古罗马的共和制得以诞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
“商业文明”是从“原始自治”向“共和制”发展的桥梁作用。
“商业文明”与“农业社会”不构成对立关系。那么,与欧洲“商业文明”相对应的古代中国“非商业文明”应该叫什么呢?是“皇权帝国”。
在欧洲商业文明的社会里,商业起到的是调节作用,反作用于一线生产。那么,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起到调节作用的是什么呢?
这作用在我朝夏商周时期并不明显,因为夏朝还是氏族部落,商朝是从部落往封建制(诸侯制)的过渡,周朝则是典型的“封建制”(封土建国,诸侯政治,此乃“封建”一词之本义,不同于马列史观的历史五阶段论)。
而自从秦灭六国,废黜“封建制”(诸侯制),建立“帝国制”(中央集权君主制)开始,这个作用就逐步明显了:那便是“行政主导”的“皇权帝国官僚制”。
“官僚制”这个词在学术上只是中性词,是没有褒贬色彩的,指所有大中型组织中受过学习训练的专职人员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
实际上,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组成形式,都是这种由“职业官僚”组成的“官僚制”政府。但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官僚制”是建立在“共和制”基础上的。“共和制”本身可以作为“官僚制”的常规反馈机制,制约并弥补官僚制本身存在的问题。
而在古代中华帝国制度下,“官僚制”是伴随着“皇权帝国制”产生的,这种“帝国官僚制”在当时还没有“常规反馈机制”,因为所谓“御史”之类的“官僚内部机制”无法独当一面填补整个常规反馈机制缺失的漏洞。
这种暴走的“帝国官僚制”就成了“行政主导”的实权所有者,而不是现代社会“有限政府”的“物业管理者”。
了解机械的人应该知道:没有反馈机制的机械是可怕的。这个道理用在国家上也同样适用。没有“常规反馈机制”的“帝国官僚制”便不断腐败,直至暗黑丛生,只能由社会大动荡的“人民起义”充当“烈性反馈机制”来给旧王朝腐败清零,重建一个相对清廉的新王朝,然后再慢慢积累腐败,直至下一次黑暗丛生(这或许也是“官僚”一词在中文语境下带有贬义色彩的原因)……
我觉得,与欧洲“商业文明”相对比,中国自秦朝以来的社会形态,应该称之为“行政文明”,而不是“商业文明”,因为在这种帝国官僚制度下,起到社会各产业自然调节作用的,是“行政”而非“商业”。这也是古代中华帝国统治者大部分时候“重农抑商”的原因,毕竟一山不能容二虎,现在中国倒用“民主共和制” 做“常规反馈机制”。
在所有古代帝国制度中,唯独古代中华帝国,堪称“帝国制”的典型。
虽然古代欧洲也曾有过“古罗马帝国”之类,但也只能算是“半帝国制半共和制”。因为古罗马帝国是从“古罗马共和国”演变过来的,古罗马早在共和时代,就有了自己的元老院跟民众会议等等古典共和制的常设机构,这些机构到了帝国时代以后依然继承,虽然皇权的崛起对于这些机构的权力有所影响,但他们依然有一定的实权,且依旧正常运作。这一运作模式一直持续到古罗马灭亡,进入黑暗中世纪:分裂割据的欧洲封建时代。
而“沙俄”也有相当程度封建领主政治的遗留,算是“半帝国制、半封建制”,在俄国皇权存在的同时,封建领主们也有自己相当的权势。
相较之下,古代中华帝国,自秦灭六国以来,就彻底颠覆了旧有的诸侯封建体系,建立了庞大的中央集权体系。虽然这套体系也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波折,在西汉初年还出现“半封建制”的短暂回潮,但总体的趋势依旧是:帝国制度越来越坚固。到了隋末唐初,不仅封建诸侯不复存在,连“氏族”势力都被科举制大大削弱。
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例,在中世纪进入了“黑暗时代” ,“古典共和制”就几乎消失了,在封建领主政治下,没有大一统强势皇权干涉,也为近代的曙光: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盛提供了缝隙和土壤……即便在黑暗的中世纪,也有一些“古典共和时代”的遗留物。英国中世纪还有议会,法国中世纪还有三级会议,虽然这些中世纪的议会是以封建领主贵族为主的“小圈子议会”,但还是遗留了议会政治的残余。要知道中国古代是根本没人想到过要召开议会的,哪怕是分裂时代的小圈子议会……从东西方文明中找差异,也要找共同点,有共同点才有进步的基础。否则只能等着被殖民,或一条道走到黑了。
